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艺术的生产与需求。1857年马克思为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导言”，在这个导言中，他畅谈“艺术生产”。提出作为与“物质生产”对偶的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它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但两者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指出，艺术“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并没有特殊到可以背离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艺术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可分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特定的历史形态、生产方式出发来考察艺术生产。马克思这种基于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在此后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论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即没有离开人民的艺术，也不会有离开艺术的人民，否则，任何艺术都是没有价值的。
　　

艺术是人的精神表达和需求。人类许多民族有的尽管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甚至连文字都十分简约，但对艺术却是十分地热爱。达尔文某次来到一个荒岛，看见一群土著人光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达尔文马上拿出一块红布，要替他们遮挡。可土著人却将红布撕成布条，绑在手上、腰上和脚上，跳起舞来。这让达尔文十分惊异，原来他们宁愿没有衣服，也不能没有艺术。一定程度上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艺术的诞生远早于科学和哲学，仅次于工具。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精神需求，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如果没有艺术，人类就会迟滞进步的步伐。
　　

艺术对于人民的需要，也有着丰富的含义。其一，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文艺的一切创新，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人民。无论是欧仁·鲍狄埃创作《国际歌》，还是高尔基创作《童年》三部曲，也无论是光未然、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还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李存葆创作《高山下的花环》等，无不都来自于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或革命战争的残酷现实。其二，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分析艺术作品，认为单纯的“艺术对象”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只有待它“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之时，它才转化和上升为现实性的艺术。实践证明，真正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都是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人们欣赏它们的时候，温润了心灵、启迪了心智，丰富了精神生活，产生了审美愉悦。与之相反，那些一味强调艺术独立性、一头扎进一己悲欢的作品，必然因远离大众审美、需求而无法成为真正的艺术。
　　

艺术与人民从来都密不可分，它决定了艺术工作者必须从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来认识艺术的价值作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作为神圣使命。2014年10月，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同时也深刻指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甚至存在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问题。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这一论断，既指出了当前艺术创作的严重不足，需要退思补过，也为今后艺术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必须始终弘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道路奋勇向前，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