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门出台针对中小学校的减负令并不鲜见。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可谓三令五申。措辞之严、要求之高、底线之明，已然达到了“历史的极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多次整治下，学校减负已形成高压之势，从各方反馈的情况看，学校超时超量布置课外作业，或者变相补课的行为已得到了根本性遏制。

但是，与学校减负喜人的局面相比，家长“增负”所形成的递增效应，则部分蚕食了学校减负所取得的成果。究其原因，缘于当公众都把关注点聚焦于学校减负时，却忽视了家庭增负所形成的反向力。2016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正是家长们的狂热，造就了补课市场的火爆。然而，这仅是家庭给孩子教育“增负”的冰山一角，如果再加上各种兴趣班、突击班、特长班等，学生的负担显然已达到了一个峰值。如此做的危害性在于，家庭“增负”会上瘾，路径依赖会让人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若问及一个家长，你为什么要给孩子补课或者加量，回答多半是“别人都在这么做，我不做就会落后。”群体信仰下，要解决问题很难，就如同两个掐在一起打架的人，若是双方都不愿吃亏或者让步，则会始终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只有双方都达到了共同的意愿并同时撒手，才会形成合力。若是一边做减量，一边做增量，或者口头上减而实际上增，则会导致局面的固化和事态的恶化。如今，教育减负无疑陷入了如此困局，家长们的深度介入和参与，以及行为方式上的走偏，已成为教育减负和改革的最大阻力。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学校教育，更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总归是要各方力量全面参与并形成合力，而不能此减彼增或此消彼长。

形成教育共识方能遏制教育减负“此减彼增”。对此，一是家长应充分认识到教育增负的危害性，保持对事物本质相对清醒的认识。二是要有为教育改革赋能的责任感，自觉主动参与到改革并落实到行动中来。三是应让教育家长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性行动，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牵头者的作用，比如开办家长学校或者发挥家委会的作用，帮助家长们摆脱路径依赖。

除了激发家长参与和主动配合的自我能动性，外部环境的营造也异常重要。比如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整肃，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和管理体系，让培训机构更加规范、培训市场更为有序。同时，在教育改革上应当更加深入，消除应试教育的土壤，让素质教育的导向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源头得到了规范，渠道治理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