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一朝题名”无疑是莘莘学子坚定踏过高考独木桥的一种信念支撑。随着2017年各地高考成绩的出炉，各省市高考状元毫无例外地再次成为各大媒体及社会关注的焦点。

根据中国校友网对全国各省级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2007~2016年全国共有约837名高考状元，其中全国出状元最多的前十名城市中，乌鲁木齐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昆明、银川、西安、海口、长沙、成都、贵阳、衡水、长春。从数据图上看，状元密集的地区均属省会或首府城市，这种明显优势让许多“庶出”地方的学子望而却步。

“省会城市就好比该省的‘妻’，而其他非省会二三线城市则为‘妾’，不同地区的学子，自然也就有‘嫡庶’之别。”教育学专家陈明以此来比喻地区政治经济氛围差别带来的教育不均衡。在我国，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与教育不公是存在已久的问题，根据此前中国教育科学院对全国186个区县的调查发现，各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发展水平不一致，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间校际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除此之外，在投入教育资金方面不同地区间也有出入。有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上海地区基础教育生均经费为7935.5元，而贵州地区则是1253.65元，由此可见发达地区与边缘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生均经费相去甚远，且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而且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我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的孩子或者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2017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说：“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我父母是外交官，从小就给我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包括对我学习习惯、性格上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这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这一番直接且诚恳的言论，让高考或成为“阶层”间的比试，让“学习有捷径道路”的事实，再一次得到佐证。

所谓寒门贵子，是指寒门出生的子女在现今社会环境下难获得成功。资料显示，早在几年前，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已逐年下降，下降幅度达两成，一时寒门与贵子变成了对立的双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今天，寒门出贵子是否已然且必将成为稀有事实？值得教育者与社会各界的深刻反思。

近几年关于“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的讨论愈加热烈，全国各省市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学生的升学机会，但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相对薄弱的农村学生，在进入高水平院校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等方面仍处于劣势。

受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影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比东西部地区发达，城市比农村的教育资源发达。其次，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从早教就开始，有条件的家庭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为孩子选择教育质量优良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这也一度提高了“学位房”的高房价。越是刷“状元率”、“升学率”的学校越受到家长追捧。而普通人家和低收入家庭人家的孩子，只能被动地接受能够就读的学校，从小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再则，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算考不上国内大学，家长也可以送孩子到国外自费留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显然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连考上了公立大学交学费都捉襟见肘。最后，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人脉资源的家庭会为孩子的就业、创业提供帮助和寻找机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我国在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打赢全面建设小康攻坚战需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对于如何改变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让每一个孩子无论其家庭贫穷富贵都能均等享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精准扶贫是关键。

精准扶贫，将扶贫资金、资源直接下沉到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让穷人的孩子读得起书，上得起学。二是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度，提高优秀教师愿意到农村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三是打破教育资源的垄断，改良中小学学校招生制度，将制度设计得更加合理公平和人性化。四是对贫穷家庭的学生减免高中、大学阶段的学费，将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应该为每一个愿意奋斗的孩子提供均等的上升空间，不能封闭穷人家的孩子通过受教育、努力学习改变自身命运的上升通道。要给予每个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均等机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社会的发展才会充满希望。不能让贫穷代际传承，否则会伤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