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不仅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更因为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宗旨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转化，一个重要的表征是：在利益分化的面前，往往充斥焦虑、沮丧甚至埋怨，难免会引发互不信任、猜疑甚至对立。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与社会和谐、安居乐业和美好生活，显然是相悖的。为此，有必要正视解决相关的问题。

改革是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进程。改革开放伊始，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基层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

例如，在农村，随着包产到户等措施的实施，原有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体制逐渐不复存在，个体化生产、个体化经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基层党组织因为失去了工作抓手，也面临功能弱化的危险。在城市，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先的“单位办社会”现象日益减少，基层社区治理结构因为企业和单位参与的缺失而变得不那么完备。

进入新世纪，在工业化、城市化行进过程中，矛盾和问题有了新的变化，但解决之策尚未及时跟进。加之基层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使得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抓手呈现匮乏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积极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让基层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毕竟，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

此外，在当下中国，“先外围后核心”的渐进式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深水区，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在加大。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问题都不是靠行政命令、群众运动，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解决的，而需要制定缜密科学的方案、拿出耐心细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和谐与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保证也在基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阵地。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对当代中国而言，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整合手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整合方式。有观点提出，个人主义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价值体系。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逐渐兴起，并挤占了集体主义的存在空间。然而，中国毕竟不是西方，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适应西方社会而调适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完全照搬过来显然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不仅没有真正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而且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这种情况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应对社会分化，究竟该提倡个人主义还是践行集体主义？从原则上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集体主义在社会主要矛盾化解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只有不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筑牢党的执政基础。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基层为原点、以集体主义为纽带，还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就此而言，为有效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由此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