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站起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人口大国；邓小平理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思路与孔子的国家发展阶段理论有类似之处。从这个角度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重视文化教育，也是继承了古人的智慧。

文化的“中国特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没有优秀文化传承的国家，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不可能令世界各国升起尊敬和向往之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DNA的不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其本质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也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型文化。“宗教”一词也不同于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在古代汉语中，“宗教”是由“宗”（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与“教”（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构成，合而言之，意思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圣贤教育的重视。在古人的思维中，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不同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核心的因果教育深入人心。中国古代正是通过这种教育，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的作用，促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历次盛世局面背后，都离不开圣贤文化的影响力，其身后都若隐若现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古代教育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今天汲取。

古代教育崇尚以孝悌为本。《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说文解字》云：“育，养子使作善也。”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基础与核心。而“百善孝为先”，道德教育从孝道入手，才能根深叶茂。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悌教育视为仁爱之心的根本，因为孝悌培养了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使人树立起恩义、道义的处事原则，而不是以利害为取舍，这样才能避免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教化如不从孝悌这个根本入手，就如同建造道德大厦却没有地基，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培养出一些“伪君子”。古代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天也有其借鉴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这个语境中，“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亲人、爱其长上、爱其国家、爱其人民。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与古代道德教育的规律性认知有相通之处。孝悌的教育，始于事亲，进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做到“民胞物与”，直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孝悌之心的扩展，不仅可以达到人际和睦，甚至可以达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古代的教学强调以身教为先。《说文解字》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悟也”。段注曰：“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这里所提倡的，就是良好有效的教学方式必须是正己化人、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说，教育者和领导者要首先接受教育。

尊崇的教化，须以礼乐为要。在古代，化的本意为教行，即人接受并力行圣贤的教诲后可以变化气质，转恶为善，转凡成圣。《礼记》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这是因为礼具有“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大戴礼记》）。而良好的音乐教育则可以使人的性情变化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书经》）因此，《孝经》中提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古人的教育思想中，强调通过礼乐教育潜移默化地变化人的气质，起到以文化人的效果。这种以文化人的理念，也可以为当前建设文化强国所借鉴。

总之，广大精微、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先人留给我们后代子孙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所孕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却百折不挠，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