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总会被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力量左右。

单就外在力量而言，过去中国人更多受到“生活条件差”的支配，很多支配性力量都跟温饱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真正要处理的是一种生活困境的问题。至于对外部环境的衡量，仅仅有赖于其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的物产。城市所需的大部分物产原料都从农村运来，因此城市在这方面比乡村更急迫一些。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发行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配额票据，说明“温饱问题”在这时期的重要性，中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实际就是吃饭的问题。

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还有一些地区处在贫困线边缘，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温饱已经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城市当中，因营养过剩所带来的身体疾病的突显，说明问题已经不是出在“温饱”上了。人们甚至开始警惕自己的身体，在健康问题上，今人大概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人都更为珍惜，锻炼、养生成为了一种获得身体健康的时髦做法。人们依然关注食品，不过换了角度，对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为深表愤懑，反抗和抵制垃圾食品、被污染食品。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看法，就是出现了不同于过去时代下解放政治的新政治——生活政治——这种政治在我们的世界中日益涌现出来了。

生活政治实际就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环境，关注可以改善自己健康的方式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种生活政治在今天似乎表现得更为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意识和文化价值，引导着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环境的关注，尤其是关注环境对生活品质的影响，越来越突显为一种个体自觉。一般而言，越大的城市，这种意识愈加强烈，因为空气污染与城市密集的排放物有关，空气污染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最近几年，雾霾治理就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

人们期待每天都是蓝天白云，但不时出现的雾霾总让这种期望化为泡影。见霾就恐惧，进而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以及价值选择，已经成为当下城市人的一种极为自觉的意识。

因为严重雾霾而取消既定安排，在我们生活中不再是罕见之事。学校为此停课被视为理所应当，每个人出行要配以口罩，在会议的文件袋中赠送一次性口罩则被称赞为贴心的关怀。所有这些做法都被看作理应如此，被默默接受，鲜有异议。

“这样的雾霾天，政府来发布预警，来保护大家，难道还需要有什么商量的吗？你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像其他人一样照着去做就是了。”在这个没有商量余地的预警限制背后，人的活动自由也被影响，其中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以为然——本应由公民自我作出决定并形成共同意识，却在这一刻被忽视了。每个人都要面对自然环境，我们却把决定自己该怎样去行动的权利交给了一个抽象的雾霾预警机制，它掌握着不可指责的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发挥、实施这份权力。

今天，这种支配性力量对人们的生活选择似乎更有效力，它借助于无法抗拒的“自然环境”的力量，起到了更为实际的约束、限制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在向着一种前现代的自我奴化的道路上退却，原本以为是自由了的一代人，在这个“自然”的建构面前几乎成为了新的天气传说的奴隶。

人们毫不迟疑地选择戴上口罩而告别自由呼吸，也因为环境恶劣而宅在家中，告别线下的社会参与，甚至凭借清新的空气而吸引到众多追随者。据说有一家连锁电影播放公司在其旗下的电影放映厅都安装上了最新式的空气净化装置，声称每家放映厅空气的质量都堪比空气质量优良的芬兰，在里面观影极为的舒适。恰是这样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新鲜空气氛围，一时间吸引了很多想躲雾霾的人跑去看电影，借此去享受这份用钱才能买来的清洁空气。他们相信，这份人造的空气实际上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他们为此而可以牺牲掉在家里、在社会中以及在其他公共场所的活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