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应有新气象新作为。毋庸讳言，当前历史学发展面临着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历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许多研究成果与社会公众的需求越来越脱节，存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命清高，这使历史学发展面临一些困境。另一方面，各类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的图书和以宫廷野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民间历史学”可谓汹涌澎湃，而这些作品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历史学的严肃性、消解着历史学的正能量。历史学发展的这种尴尬局面说明，不是历史学本身失去了吸引力、感染力，而是一些历史学研究成果失去了时代性、现实性，不注重社会功能的发挥，不关注公众的真正需求，从而陷入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的境地，而这恰恰也是历史学研究缺乏创新动力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历史学要有新气象新作为，需要高度重视自身的社会功能，将自身发展与新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深入思考一些事关历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比如，历史学如何适应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形势，努力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潜力，成为有助于治国理政的资世之学？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深国民的历史文化认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成为哺育民族的精神食粮？如何在满足人们对于高质量历史类文化产品的需求、拓展历史学在公共领域运用的同时，找到自身发展新的增长点？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思考透，无疑有利于新时代历史学的发展。“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诗，阐明了诗词的功夫到底何在。历史学研究也是如此。历史学“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不关注现实的历史学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历史学只有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经世致用，充分体现自身存在的时代价值，才能获得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追求经世致用、注重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推崇的方向和目标之一。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并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顾颉刚认为历史学的功效在于“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白寿彝则说：“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可见，任何时代的历史学研究者都应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发挥社会功能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路。新时代，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的发展前所未有，我们的道路前无古人，这更需要历史学研究者结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民族复兴贡献历史学智慧。

历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历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迫切需要上至领导管理层、下至普通民众都能有所了解。因此，历史学应树立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自觉意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其次，关注时代命题，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并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对许多课题的解答都离不开历史学的参与。比如，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文化冲突问题、人口流动问题等，既是时代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学研究者关注这些课题，不仅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而且对拓宽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思维、丰富研究方法都有重要促进作用。最后，坚持改革创新，走出“窄而偏”和“泛而浅”的困境。历史学研究不能“窄而偏”，也不能“泛而浅”，二者都不利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当前，历史学的专业划分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呈现“窄而偏”趋向，注重微观研究而忽略历史的宏大叙事，使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受众不断窄化，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公共史学，用专业的学术素养、更具时代性的课题选择、更为通俗的表达方式在新的层面满足社会公众对历史学的需要，更好实现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