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由此引发的群众信访、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对抗政府拆迁等矛盾冲突屡见不鲜，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征地拆迁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一个矛盾爆发点。

集体土地包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鱼塘、集体道路、宅基地。征收集体土地，由国土部门测算土地面积，然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由村（居）民小组长代表集体与国土部门签订征用协议。

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经济林木补偿和青苗补偿费。耕种土地是农民谋生的手段之一，所以征地补偿的费用主要用来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按138号文件规定，土地补偿费的80%，以及安置补助费，要优先用来为失地群众购买养老保险，在有剩余情况下交由集体经济组织分配使用。

相对来说，签定集体土地协议难度较小。但是协议签订之后遗留问题较多。一是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是腐败案件的重灾区，例如有的村集体没有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讨论，村干部私自签署卖地协议，自己得利，使群众利益受损。二是集体土地费用存在财务管理难题，扣除其中的养老保险费之后，划拨到集体资金账户上，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出现贪污、挪用等问题，因此财务公开、村财乡管、村民理财小组等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必须严格落实。

政府实施征地拆迁，如果用于公共项目，尚可理解。但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土地，却未必真的用于公共项目，如果用于商业开发，政府代为征收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龙头港项目中，由于先期成立了“龙头港物流公司”作为业主，群众认为有企业参与，这就是一项商业开发项目，要求直接与企业协商征地补偿。企业和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政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不应当帮助企业来征收公民个人财产。在国外，土地产权的买卖通常作为一种民事行为，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但是在我国却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程序。政府之所以进行征地拆迁，当然不会劳而无功，而是可以收获许多益处。

在征地中，实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用“剪刀差”方式获得收益，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项目，形成所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不合理，导致事权与财权不相符，地方政府负担重、收入少，地方财政负债累累，财税体制改革长期“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收入。

企业不愿意直接和被拆迁群众讨价还价，借助政府的公权力实现征地拆迁更为有利。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将土地作为一项优势，大量规划建设工业园区，进行“跑马圈地”，将土地提前征收过来，引进企业之后立即可以使用，方便企业发展。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是最大的收益者，政府在企业与群众之间担当的中间人的角色，群众得利太少，本来可以通过卖地获得的收入，因为政府介入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