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染上铜臭味，古今中外皆有。清朝中后期，官场文化日益腐朽，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结果，清王朝很快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无数党员、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但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视做官和发财为孪生兄弟，甚至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在他们眼里，做官乃谋取非分之财的终南捷径。这不禁让人想起《秋灯丛话》里的一则故事：齐女待嫁，东邻富而丑，西邻俊而穷，两人均来求婚。齐女说：“我想食在东邻，宿在西邻。”一些落马官员犹如齐女，既想嫁西邻貌，又想贪东邻财，做官的风光与发财的实惠一个都不想丢。他们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贪污受贿、大发不义之财，最终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古人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为官发财本应两道，公务员薪酬必然低于企业家。一个人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经商，但决不能选择通过做官来发财。既想做官又想发财，必定公权私用、贪污腐化，其结局往往是官财两空。还应看到，权力寻租纵能短时间聚敛大量财富，看似风光，实际上却陷入了行贿者精心设置的陷阱。赖昌星修建穷奢极欲的“红楼”，一些党员、干部被拉下水。万庆良被查前几天，还去会所大吃大喝。“你以为自己有多优美的背影，其实别人看重的只是你的背景”。那些美酒佳肴、金钱美色，无非是行贿者的诱饵，一旦着了他们的道，就会处处受制于人。这样的人生与傀儡何异？可谓因小失大、愚蠢至极。

做官不求财是天道，也是古代圣贤的共识。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用现代话说就是，为官拿工资就不应与民争利，不能再搞什么副业创收。这就涉及义利观问题。儒家的义利之辨主要是说，无论有什么利益，都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在价值排序上义优先于利，这是君子。否则，见利忘义就是小人。这是古人义利之辨的价值起点，对于我们今天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仍有启示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共产党人就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革命烈士方志敏“官”很大，却身无分文、一生清贫，让国民党军队的高官感到无法理解。朱德同志在家书中说：“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80多岁，生活非常困苦，他不得不向老同学写信求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生简朴，从不公权私用。他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跟其他人一样被安排到食品厂腌咸菜。这些优秀党员、干部用自己的言行证明，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与我们党的宗旨和追求格格不入。党员、干部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才能履行好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事实表明，党员、干部“总开关”出了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定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必定不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党员、干部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自觉做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物不拿、不净之地不去，真正做一个人民群众交口称赞的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