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新态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两大课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和进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以引导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走向合意的方向。

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各种要素的可迁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业、地区和国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来应对要素的高迁移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高迁移性。当然，要素的高迁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迁移性。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及各地区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可以配置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应该扎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根植：即如何发展具有本国根基或地区根基的产业？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新思维。这一问题在中国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中，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工业化空间。那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用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高技术支撑和改进传统产业。欧洲在规划其制造业发展方向时，所提出的第一个“超越目前在资源效率和再工业化方面的现有边界的方式”就是“重视所谓的低技术制造业”，而且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城市环境，用高技术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情感工厂。

第二，产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劳动适应，更有效地实现就业结构变革与人力资源国际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劳动力资源的变迁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遵循“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方式，企业必须学会雇用和管理具有较强变迁性的人力资源；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转换同产业技术的变化并非相同周期，在工业技术变革较快的时期，产业技术升级的周期往往显著快于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或转换的周期，相对于产业技术变迁，这类劳动者具有强的职业黏性，即从原有职业技能转为新的职业技能的“惰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产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也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经济，只有精心构建治理体系，才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并不是抑制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场，相反，是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特别是，在全球化新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需要有新规则、新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有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例如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必须进行新的法律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领域，市场竞争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