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今时代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和使命，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这一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使自己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努力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逐渐摆脱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无疑是成熟的、自立的学术，因而必须以摆脱学徒状态为前提；而且，只有具备这一前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自我主张，才可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学术曾经历的学徒状态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根据中国学术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自我主张、体现主体性和原创性这一点，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我们通过努力使中国学术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走向成熟，而这种成熟首先就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标志的。

从世界文化史、学术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文化或学术要经历“文化结合”，总是要以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取向的。如果没有这个取向，那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文化结合”，有的只是单纯依赖或一味模仿，即通常所谓的附庸状况。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学术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时，总是同时意味着它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使外来的东西被融合在自主的立场中，否则就只能意味着它自身的消逝瓦解，意味着它根本无力承受“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中国学术的复兴有赖于它成功地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中华民族的历史表明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经受这种锻炼的巨大考验。中国化的佛教就是这样一个辉煌的范例。在这个“文化结合”的范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对外学习，即引进、翻译、传播和愈益深入的研究（以玄奘为代表）；另一方面则需要使之大规模地中国化，即根据自身的真实需要使之适应中华民族精神（以慧能为代表）。这一进程的成就是如此之高，正如梁启超所盛赞的那样，它在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学习能力的同时，体现出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原创能力。

作为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不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为基础。因此，这一构建任务一方面是容受性的，即广泛地对外学习；另一方面又必须及时地为自主的原创作准备，即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其中的关键在于：要使学来的东西经过思考和批判成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外部的食物必须被消化和吸收后才能增益我们的肌体一样。就此而言，“学”和“思”是相当不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像接受外部的食物，而“思”则如同进行消化和吸收。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在对外学习方面的成绩颇为可观，那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继续“学”的同时，突出地强调“思”的意义和重要性。真正的“思”是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而批判性又必然以自主意识为前提。只有当批判的思想在学术活动中普遍起作用时，中国学术才将表明自身不仅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头脑的”。进而言之，只有当中国学术在其特定的转折点上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它才会通过摆脱先前的学徒状态而赋予这一学徒状态以积极的意义：中国学术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不是无价值的，由此而收获的一切都将成为一种使自身壮大起来的酝酿和积累。

虽说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为学术上的外部依赖和单纯模仿，因而习惯于采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仅仅知道一般的抽象原则，并且总是把抽象原则强加到自己身上。举例来说，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当作一般原则，然后又把这一原则强加给中国革命的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在这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都不是。错在一些人的教条主义。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由于在学徒状态中习惯于因循和依傍，当今中国的学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教条主要来自西方学术。对于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要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必须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主导的思维方式应以揭示中国社会现实为基本取向。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根本的规定必然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仅仅从西方学术中摭拾一些抽象的原则并以此来裁夺中国的问题、经验和道路。虽然局限于此的学术研究看似有很高深的原理和推论，但它却从未同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照过面，从未同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正内容打过交道。